孟尋和雷鳴皆生于1959年，同在一個單位上班，孟尋是雷鳴的領(lǐng)導(dǎo)。經(jīng)審理查明，自2003年11月6日至2004年6月，孟尋為買賣股票先后11次向雷鳴的股票賬戶投入18萬元。雙方約定，由雷鳴提出建議，按照孟尋的決定進行操作。緊急情況下，可由雷鳴先行處理。2006年5月，雷鳴按照孟尋的要求，將以上資金購買的股票賣出，并將所得款項8.54萬元返還給孟尋。

　　孟尋認為，他發(fā)出買賣股票指示，是以雷鳴提出建議為前提的。兩年多時間內(nèi)，雷鳴擅購股票從未向他提任何建議，導(dǎo)致他對買賣股票一概不知。資金一直放在雷鳴自己的賬戶內(nèi)，他根本不知道股票盈虧情況。他一直要求雷鳴匯報，但雷鳴從未匯報過，直到2006年4月才提供購買股票虧損情況和歸還托款清單。

　　雷鳴辯稱，孟尋確實委托了他炒股，雙方當時約定特殊情況下他可以先行處理。實際操作中，他基本是按孟尋的意思操作的�；�于孟尋的利益，他也有獨立決定操作的情況，但事后都會告知孟尋。事實上，孟尋一直知道股票虧損情況。

　　一審法院番禺法院認為，雙方之間形成委托合同關(guān)系合法有效，雙方應(yīng)承受相應(yīng)的權(quán)利、義務(wù)。此案中，孟尋的授權(quán)屬于命令性指示，孟尋請求雷鳴返還9.46萬元，實際是要求雷鳴賠償股票買賣損失9.46萬元。

　　可是，兩年多的時間里，孟尋完全可以了解資金是否已用于買賣股票以及盈虧的情況。孟尋既未向雷鳴發(fā)出任何指示，也未要求雷鳴返還該筆資金，更未制止雷鳴代為買賣股票。這說明，孟尋實際上是將按指示買賣股票的授權(quán)，改為全權(quán)委托雷鳴獨立進行股票買賣，即是任意性指示的授權(quán)。

　　該案中，根據(jù)相關(guān)證據(jù)認定，雷鳴系無償代理孟尋的炒股，雷鳴是否應(yīng)當賠償取決于雷鳴主觀上是否有故意或重大過失。無證據(jù)證實損失是因雷鳴的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的，買賣股票的后果自應(yīng)由孟尋承擔(dān)。雷鳴已將投入資金的余額返還給孟尋，已經(jīng)完成了孟尋的委托事務(wù)。雙方之間的委托合同已履行完畢。故駁回孟尋的訴訟請求。

　　終審法院廣州市中院同樣認可雙方形成的委托合同關(guān)系，并認為孟尋稱從未向雷鳴發(fā)出買賣指示，雷鳴超越代理權(quán)限，擅自買賣股票的說法不能成立。

　　市中院認為，買賣股票是一種高風(fēng)險、高收益的投資，股票價格決定著投資的盈虧，故投資人一般較為關(guān)注股價變化及收益情況。其次，孟尋多次向雷鳴追加資金表明，其投資股票的意愿強烈，且對當時的股票市場有所了解，認為加大投資可獲得更多的收益。基于該事實，孟尋稱雷鳴沒有向他提出投資建議，以及他沒有指示雷鳴買賣股票，均不合情理。

　　市中院還認為，孟尋是雷鳴的領(lǐng)導(dǎo)，雷鳴并非有償為孟尋買賣股票，若雷鳴置股市風(fēng)險于不顧擅自買賣股票，顯然有違常理。何況雷鳴能就其代買賣股票的情況一一作出說明，且解釋合理。綜合以上理由，法院采信雷鳴的抗辯，認定孟尋對買賣股票的行為知情，且當時沒有異議。遂駁回上訴，維持原判。(記者胡利 通訊員番法宣) 相關(guān)資料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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